有两则媒体报导格外引人关注，一则说，京沪穗深楼市首次全线回暖，引发市场再出新政的猜测；另一则说，8月24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公开证实，我国将推进房产税改革。
　　“发烧只是一种症状，是众多疾病的表现形式。”不重视发烧，往往会延误治疗。如果过于重视发烧，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样会耽误病情，甚至引起并发症。楼市调控尤如治病，出现“发烧”后，最重要的是找出导致“发烧”的原因。
　　本轮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要治疗这个导致“居民住房问题”的“房价过快上涨”，关键是要弄清房价是如何脱离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而上涨的，即“房奴”是如何炼成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什么房奴之说，多的是住房困难户。譬如1978年，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蜗居”差不多是当时每个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几乎没有人会有“房奴”的感觉，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住房都紧张，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互攀比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是因为住房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很低。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1年人均房租支出占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比重为1.27％，1985年为0.87％，1990年为0.62％，1993年为0.85％，1996年为1％左右。现在，有多少人能以收入的1.27％解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住房呢？
　　“这些房租，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专家、原国务院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元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房租，曾作如是评说。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时代，普通职工在享受基本工资之外，其实还免费享受着住房福利。
　　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我国结束福利分房体制后，当初拟定的方案是全面转向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即对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对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对中高收入者提供商品房。
　　可惜的是，1997年，我们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为应对当时经济气候偏冷的压力，我们启动了“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改革。在此前后，我们又在历数“企业办社会”的弊病，不久，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由企业包下来的福利最终被取消了。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国有集体企业转制。
　　最终，作为我国房改的三个重要的标志点：国发[1994]43号文件、国发[1998]23号文件和国发[2003]18号文件，这三个文件强调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方向，没能坚持下来。
　　由于地方政府所建的保障性住房欠债严重，现在，除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和少数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的住房福利依然得以保持，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住房福利，随着企业不再办社会，无形中被取消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也随着企业转制，与经营者有了天壤之别。
　　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企业高管薪酬最高者达6600万元，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647倍；18户金融企业高管平均年薪351.1万元，是金融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4万元的71倍，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8倍。
　　劳动报酬是普通工薪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年来，不光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说明普通工薪阶层所占的新增社会财富份额正在急剧缩小。更可怕的是，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即便是已经挣到口袋中的钱，也还在源源不断地缩水。
　　2009年12月末，我国货币供应量M2为60.62万亿元，GDP为33.5353万亿元，M2/GDP为181%；而在24年前的1985年，M2/GDP仅为60.8%。今年8月，我国M2已高达674100亿元。这674100亿元，有多少商品物资可与之对应？
　　住房福利被取消，收入差距在拉大，袋中钞票在缩水，购租保障房可望而不可及，租赁商品房又连子女受教育权也得不到保证，不做房奴能行吗？房奴就是这样炼成的。要消除房奴之痛，关键还得铲除产生房奴的土壤，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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