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复苏未稳，欧盟债务危机再次使形势更加复杂和动荡。美、欧等为转嫁自身矛盾，一方面开始自我调整、减赤瘦身，同时始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要求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基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加剧的局面，将长期面临在释放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寻找政策的平衡点的“两难”。既要保持流动性相对宽松以保增长，又要坚决消化流动性过剩已经造成的资产价格泡沫，防范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完成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
　　因此，当前而言，房市和资本市场最大的风险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是政策的多变性、不可持续性所带来的预期混乱，并导致市场的大起大落，必须坚定房地产调控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疏堵并举，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严厉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是控制信贷推高房价泡沫的必然要求，是化解国际金融市场压力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可以缓解加息的压力，并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大量外资流入搭建一道防火墙。而积极拓展投资渠道，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热钱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则是扩大内需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必然要求。
　　中长期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调控政策要向纵深发展，其方式和重点也将面临四个转变：
　　一是在坚持依靠金融、财税政策调控住房消费的同时，更应研究运用金融手段加大住房供给并降低供给成本，尽快研究构建长期稳定的房价形成机制的金融支撑政策体系。比如：进一步研究公积金促进保障房建设的有关政策，再如借鉴德国特有的“合同储蓄”住房金融模式，以及房贷的固定利率机制。
　　二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要从目前主要调控和打压消费者，转变为主要调控和规范机构行为。包括规范政府在土地出让方面的行为，落实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责任，规范银行、开发商和中介机构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房地产信息披露制度，消除垄断，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交易秩序。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尊重消费者，依法保护各类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促进刚性需求向实际购买行为的转化。
　　三是要从征收房产税和物业税等提高成本的思路，转化为通过结构性的减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能力。既然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等遇到各方面利益博弈的现实掣肘，又陷入程序是否合法，面积和套数标准、税率和税基难以科学确定，操作中公正公平难以保证等问题，何不将政府职责的着眼点放到保障房的建设上来，真正为急需解决住房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做点实事，比如大幅度扩大保障房的覆盖范围，对保障房准入家庭实行针对性减税，比如：减免契税和交易费，实行租房成本、购房抵押贷款利息所得税前抵扣等。
　　四是必须认真研究改革现行的土地使用制度，实现公平统一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土地有关，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住房)的核心也是土地问题，土地已成为众多问题中的“纲”。
　　比如，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探索建立三个机制：城乡衔接的土地规划利用机制、城乡共享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城镇化进程不会被“高房价”和“经济房地产化”所绑架。再如，多年来政府采取了房改分房、货币补贴、廉租房实物配给、定向安置、经济济适用房、限价房、公租房等多种保障形式，造成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品种之间居民在享受国家政策的实惠和标准上不统一，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改进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定价机制，只要是政策性住房统一由政府出地，即政府统一承担土地成本，企业和个人出建设成本。明确每个家庭可以享受一套政策性用房，而对除此之外的商品房实行限购和税收调节，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公平普惠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体系。
　　此外，产业用地采用“招拍挂”出让的方式直接导致了科技企业用地成本过高，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扶持科技企业发展的用地政策。比如根据科技企业的生命周期，对于不同的企业和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探讨多种土地使用方式，而只有科技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并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领主导地位，才能带领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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